父母官之稱，古已有之。但長期以來，州官稱牧。殷有牧師，周有牧夫，漢有牧伯，宋有牧司，這都是史上明文的。本是不折不扣的地方民政長官，何以稱牧？牧者，放牧馬牛羊雞犬之事也。在他們看來，治民養(yǎng)畜，其理一也。何以民間多呼州官縣令為父母官，這到底是心甘情愿的肺腑之言，還是無可奈何的違心之論，恐怕還有待考實。  

近年來，“父母官”這種稱謂與“先生”、“小姐”、“老板”之類稱謂一樣，又有了“復興”之勢。在一些“公關”場合，我們的市長、縣長、鄉(xiāng)長們越來越多地被尊稱為“父母官”了。對這種稱謂，多數(shù)聽者不以為然，但也有人感到很受用，陶醉于人們的呼喚，儼然以“父母官”自詡，也許還在以做個好“父母官”來自勉。這就有必要思考一下自己的“父母觀”了。  

視官民關系為“父母”和“子女”的關系，似乎很親切，但略究傳統(tǒng)文化背景下的父子關系，則覺得有些不妙：父尊子卑，父貴子賤且不說，父對子的權力無所不包。魯迅在《我們現(xiàn)在怎樣做父親》一文中指出：“父對于子，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；若是老子說話，當然無所不可，兒子有話，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。”“三綱五常”中就有“父為子綱”一條，緊接在“君為臣綱”之后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敢不亡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。如果真把官民關系視為“父母”與“子女”的關系，那就意味著承認了“父母官”建立在權力、地位上的一切特權。雖然即使在封建社會中“父母官”的權力也不等同于父母的權力，但他們所包含的等級觀念，體現(xiàn)他們權力大于義務這一事實卻是相同的。盡管承受“父母官”這一稱謂者，或許不承認自己有等級觀念和特權思想。  

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民關系，不是“父母官”與“子民”的關系，而是“公仆”與“主人”的關系，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。這是早在巴黎公社時期，社會主義者們就已確立的原則。當劉少奇同志緊握時傳祥同志的手，說國家主席與掏糞工人崗位不同，都是為人民服務時，正是在闡述這一原則；當焦裕祿踏遍蘭考大地，忍著劇烈肝痛而尋找治窮致富之路時，正是在實踐這一原則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，即使“官”再大，位再高，都不能忘記自己是個“公仆”，是個義務與權力一樣多的人。    

我們的一些位高權重的領導人，也有把與群眾的關系看作父子關系的，但不是將自己看作“父母”，而是將人民看作“父母”。陳毅元帥的《贛南游擊詞》就唱出了“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。他是重生親父母，我是斗爭好二郎。革命強中強”。這樣的真情實感，視人民為“父母”，不忘人民的“養(yǎng)育”之恩，時時刻刻心中裝著人民，事事處處為人民謀利益，這才是社會主義新型的官民關系，這才是我們今天的市長、縣長、鄉(xiāng)長們應當確立的“父母觀”。也只有確立這樣的“父母觀”，社會主義的“官”們才不會對人民的喜怒哀樂熟視無睹，不會對人民的貧困疾苦麻木不仁，不會享受特權而心安理得，不會把自己關在舒適的辦公室內靠電話、文件發(fā)號施令。同時，也不會面對“父母觀”的恭維和諂媚時，洋洋自得，默默自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