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文化是邵陽文化的重要源頭。大約在春秋后期楚國向南方擴張的時候，邵陽進入了楚國版圖，成為楚文化一部分。我以為，楚文化的本質特征，一是它的堅忍品格和吃苦耐勞的精神，二是它的尚武精神和悲情品格。這兩大品格在《史記》中均有著充分敘述。堅忍品格和吃苦耐勞精神主要體現(xiàn)在楚國的創(chuàng)業(yè)時期，《史記．楚世家》說到楚王室當初被周成王分封時只是子爵國，方圓只有五十里，而且所封地均是荊棘叢生之地。但通過楚人幾百年的奮力拼搏，到春秋中期終于發(fā)展成為方圓千里以上的最強大的國家，從而稱霸中原。楚國早期這種堅忍的拼搏精神，《左傳》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，而成語“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”就是對楚國這種拼搏精神的具體描述。

再就是楚文化的尚武特征及其表現(xiàn)出來的悲情品格。關于楚國的尚武特征，宋公文、張君在《楚國風俗志》中說到：“尚武作為一種特有的精神風習，它深深根植于楚民族的土壤之中，成為從楚君、大臣到士庶百姓共同崇信、競相實踐的最高道德原則。”而由這種尚武精神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悲情品格，屈原在《國殤》中對其描述最為充分。詩中具體描繪了楚軍戰(zhàn)士英勇殺敵，寧死不屈，血戰(zhàn)到底的斗爭精神，最后是全部壯烈犧牲。《國殤》是楚國一種固有的祭奠為國捐軀的英烈的祭歌，不是針對某一具體戰(zhàn)爭場面的，但屈原為什么要寫得如此慘烈呢？任何戰(zhàn)爭都是雙方互有傷亡，何況楚國戰(zhàn)士還這樣勇敢呢，敵人不可能沒有傷亡呀！屈原在這里為什么要寫敵勝我敗呢？我以為，這是屈原利用楚傳統(tǒng)文化中固有的悲情色彩來激勵生者，告慰死者，從而與楚南公所表達的“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”的思想相一致。“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”既表達了楚國人民勇敢頑強的復仇心理，同時也表達了一種悲壯情懷，這是一種敵我力量嚴重失衡的假設，即使是在這種敵我力量極不對稱的情況下，最后勝利還是屬于楚國的。

那么，邵陽文化對楚文化這些本質特征有哪些繼承，從而給了邵陽精神哪些具體的啟示呢？

首先看邵陽人的創(chuàng)業(yè)精神。邵陽人的群體性格就是吃苦耐勞、霸蠻堅忍，外人給邵陽人一個“寶古佬”綽號，就是說邵陽人能夠吃得苦，霸得蠻，具有隱含堅忍的精神。

邵陽的地理環(huán)境相對來說是比較惡劣的，但邵陽人民頑強地生存下來并呈現(xiàn)人口繁盛之勢。這說明歷史上的邵陽人民具有頑強的生存能力。其實邵陽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前，其經(jīng)濟發(fā)展一直居于全省前列，這說明邵陽人的艱苦創(chuàng)業(yè)精神是非常突出的，而這一精神正是對楚文化那種“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”的精神的繼承和發(fā)展。

當然最說明楚文化對邵陽精神影響的還是它的尚武精神和悲情品格，這可以從邵陽所出現(xiàn)的將帥群體，以及邵陽人民在反對外來侵略中的表現(xiàn)來說明。首先從將軍群體來看，邵陽城步縣有著名的楊家將。據(jù)專家考證，城步楊姓氏族自唐末宋初以來，就將才輩出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自唐至明四朝，有史記載的城步籍楊家將領多達40余人。城步楊家將領中，第一位當推南宋抗金名將楊再興，《宋史》特為之立傳。史記紹興元年（公元1131年），叛將曹成侵擾湖南，“分兵四略”，再興為所擄。后岳飛帥軍討曹成，再興率軍直入岳飛第五將韓順夫軍營，殺順夫，又殺飛弟翻，最終還是被岳飛所擒。岳飛以抗金事業(yè)為重，將才難得，不計殺弟之仇，親自為之松綁，勸其“以忠義報國”，楊再興深受感動，于是歸附岳飛。后在岳飛麾下屢立奇功。

而邵陽人對楚人尚武精神和悲情品格的繼承和發(fā)揚最有名的事件當屬魏光燾率3000寶慶子弟在甲午戰(zhàn)爭牛莊戰(zhàn)役中的表現(xiàn)。據(jù)說，在光緒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魏光燾因丁母憂回邵陽原籍。中日甲午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后，特旨招魏光燾出關助戰(zhàn)。他倉猝募集寶慶子弟3000人北上，號稱武威軍，與日軍二萬精銳之眾相抗，在武威軍的英勇抵抗下，日軍傷亡甚眾，魏光燾往來督戰(zhàn)，竟至三易坐騎。事后，清政府表彰他能“孤軍苦戰(zhàn)，不計勝敗”。

還有就是蔡鍔將軍的反袁護國行動。陳獨秀在《歡迎湖南人的精神》一文中列舉了多位湖南人的艱苦奮斗精神，其中贊揚蔡鍔的話是這樣說的：“蔡松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兩千云南兵，和十萬袁軍打死戰(zhàn)，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精神！”以上事例都充分表現(xiàn)了邵陽人所具有的尚武精神，從而也說明邵陽人善于打那些以少勝多、絕地逢生的戰(zhàn)爭，這與楚人尚武文化中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悲情特質相吻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