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西省和呂梁市多位政、商界人士透露，聶春玉主政呂梁期間，在煤炭市場繁榮大環(huán)境下，兩次煤改造就多了位能源大鱷。而這些煤、礦老板又與當?shù)毓賳T相互支持、利用，形成呂梁政商互動關(guān)系網(wǎng)。一位知情人評價：政、商兩界人脈極廣的煤業(yè)大亨邢利斌被查，拉開呂梁反腐大幕；聶春玉被查，則是呂梁肅貪的高潮。“調(diào)查聶春玉，便掌握了呂梁群腐的核心。”（2014.9.1 新京報）

從金道銘落馬甫始，到任潤厚，山西省已有7位省部級高官“前腐后繼”；而且，至廳局級官員，亦已有15位，其中不乏省紀委原副書記、省監(jiān)察廳原副廳長、太原市原公安局長等要角。至此，山西官場可以說是進入媒體所稱的“崩塌狀態(tài)”。

對于山西官場這一“地震”，有人一語雙關(guān)的說，主要是“資源”“惹的禍”；仔細分析，其實不無道理，至少從聶春玉等4位原省委常委身上可以“管中窺豹”。正如媒體所說，聶春玉等“被帶走的地方官員和商人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(guān)系，其‘互相支持’的群腐樣本，正是因煤而興的呂梁紅頂與黑金結(jié)合的縮影”。

但個人認為，這個“資源”絕不僅指山西的煤炭、礦產(chǎn)等自然資源，更指某些官員手中的權(quán)力資源。山西落馬的老虎中，或有個人腐敗原因，也或有小圈子結(jié)成腐敗鏈，但更多的自然資源和權(quán)力資源實現(xiàn)了“有效對接”，煤炭在某些權(quán)力運行中成了關(guān)鍵變量，而權(quán)力亦對煤炭資源配置起了決定性作用。

事實上，官商交往，古來有之。古人說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但在當下，一些地方政商互動表面上是相互支持，實際上是利益交換：老板出錢買官，官員幫忙平事。一些官員媚商、捧商，與老板稱兄道弟、勾肩搭背，利用手中掌握的“鑰匙”，打開國家資源大庫的閘門，向老板的小倉里“放水”，就是為了利用老板的錢來為自己買官，或與老板坐地分成；而一些老板親官、傍官，看重的不僅是官員的“頂上花翎”，更是他們權(quán)力的“后花園”，能幫助他們實現(xiàn)批地、減稅甚至擺平突發(fā)事件等。事實證明，官員一旦與老板結(jié)成了利益共同體，收受巨額利益，就會成為老板的“提線木偶”，老板叫他向東，他不會往西。

習近平總書記曾告誡說，“官商交往時要有道，要相敬如賓，而不要勾肩搭背、不分彼此，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”。這對廣大黨員干部來說，是處事箴言；對于山西的落馬群蠹來說，更是醍醐灌頂之言；可惜的是，一些領(lǐng)導干部直到落馬之際，仍沒有悟到“官商交往要有道”的道理。山西官場“崩塌”就證明，所有的官商交往，都應以不侵占公共資產(chǎn)、不破壞社會公平、不損害他人利益、不謀取不法財物為基本準則。對官員而言，既要有“交往意識”，更要堅持“交往有道”，這“道”就是黨紀國法，在道內(nèi)就是正常交往，而出格一點，哪怕向前多跨出半步，就可能成為萬丈深淵。

從某種層度上說，山西官場地震，與其說是官商勾結(jié)、官商合謀，不如說是資源的無序“開發(fā)”，是權(quán)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相互“勾兌”。所以，建立良性的官商關(guān)系，最根本的是要尊重市場經(jīng)濟法則，最大限度削減官員支配資源的權(quán)力，防止權(quán)力向資本異化，使官員和商人各歸本位，打壓官商為獲取私利而聯(lián)手的空間。（白云深處）